“四人幫”骨干張春橋的名字，我是在1958年9月看到《人民日報》發表其《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時知道的，從此對他的“左”傾思想留下了印象?！拔幕蟾锩敝?，張春橋到中央文革后的表現，不僅政治上“左”得出奇，品行上更是陰險狡詐、飛揚跋扈。他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后，我與他的辦公室雖然在同一座大樓里，但他很少到總政上班，沒有接觸機會。我對他陰險狡詐的品質，在其就任總政治部主任以前就深有感受。
張春橋充任“欽差大臣”，與姚文元在濟南搞兩面手法
1967年2月3日，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康生等人的授意和支持下，竄到濟南奪了中共山東省委的權，成立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旋即，中央文革向濟南軍區發出了所謂“四個支持”的指示，即“支持王效禹、支持以王效禹為首的省革委、支持‘三結合’、支持三大左派組織”。
濟南軍區黨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盡管對“文革”很不理解，但出于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堅定信念，基于服從命令聽指揮的組織紀律觀念，對王效禹給予了應有的尊重和支持。軍區黨委確定，司令員楊得志分工參加省革委“三結合”，政委袁升平分工抓部隊的“三支兩軍”工作。機關抽調了大批干部組成“支左指揮部”，全區抽調十幾萬名指戰員投入“三支兩軍”，這對穩定山東當時十分混亂的局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拔母铩背跗凇翱窟呎尽钡牡胤筋I導干部，大多被解放出來參加了“三結合”工作，分裂的群眾組織聯合了起來，生產和社會秩序得到逐步恢復。
但是，這種局勢沒有維持多久，就被王效禹一伙破壞了。王效禹把群眾組織劃分為“革”與“?！眱膳?，親一派，壓一派；把解放干部出來工作，說成是“走資派復辟”；把“三結合”的革委會，說成是“大雜燴”，要“踢開”“砸爛”；把抓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工作，說成是“以生產壓革命”；等等。濟南軍區黨委與王效禹的分歧日益嚴重。
正在這時，江青等人在北京進行反所謂“二月逆流”和“帶槍的劉鄧路線”。王效禹一伙據此立即在全省發動了所謂反“逆流”運動，把矛頭首先指向了“支左”的解放軍?！熬境霰Ｊ貏萘Φ暮诤笈_”“拔掉反革命逆流的總根子”“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打倒楊得志”“打倒楊國夫(參加省革委‘三結合’的軍區副司令員)”等大幅標語和大字報，貼滿濟南和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因此，濟南軍區黨委向中共中央、毛澤東發電報，對王效禹的做法提出了批評意見。
4月30日，張春橋、姚文元聲稱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達濟南。他們宣稱“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正確解決山東問題”。為了表示“不偏不倚”，他們下飛機后不住軍區招待所，也不住省革委會賓館，而是就地住在飛機場。
我當時在濟南軍區政治部工作，和軍區機關的廣大干部心情一樣，對張、姚“一碗水端平”的表態信以為真，以為他們會秉公執法，實事求是地處理好軍隊與王效禹、社會上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
張、姚住下不久，假惺惺地召集軍隊和地方的代表開座談會，聽取雙方意見，并坐車去街上看大字報、大標語。張春橋在街上看到擁護解放軍的標語后，原形畢露，情不自禁地說：“憑我的經驗，一看就知道是‘老?！N的！”陪同視察的袁升平政委回敬了他一句：“左派就不應該擁護解放軍嗎？”張春橋聽了滿臉不高興，并懷恨在心，這成為他以后整袁升平的誘因。
在安排他們的活動日程時，張、姚自己提出分工：張春橋重點做“支左”解放軍的工作，姚文元重點做兩派群眾的工作。軍區黨委尊重他們的意見，很快安排駐濟南機關、部隊的排以上干部集會，請張春橋講話，希望他能從軍隊與王效禹、兩派群眾組織之間團結的愿望出發，發表雙方都能接受的有利于問題解決的高見。
但是，張春橋向“八一”大禮堂里的1000多名軍隊干部講的完全是王效禹欣賞的那一套陳詞濫調。他大講解放軍要如何提高“路線斗爭覺悟”，介紹上海如何親造反派、愛造反派、保護造反派、支持造反派，如何分化保守派、瓦解保守派、打垮保守派、消滅保守派的經驗。他要求“支左”的指戰員要“掉屁股，轉彎子”，要“同造反派團結在一起、戰斗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他的講話，在軍隊極少數人員中起到了煽動作用，導致軍隊內部出現分裂現象，局勢更為復雜。
張春橋的這次講話助長了王效禹的反動氣焰。兩天后，他就制造了震驚全省的鎮壓一派群眾的“五七”事件。
張春橋、姚文元在做兩派群眾工作的幌子下，決定在5月7日召開群眾大會發表講話。但是，王效禹一伙按照張春橋介紹的上海對付“保守派”的經驗，聽報告的入場票只發給造反派，不發給保守派，這就引起了相當多群眾的不滿。從5月6日開始，陸續有人到省革委會去要聽報告的入場票。王效禹設置圈套，誘使領不到票的一派群眾，于當晚大量擁入省革委會大院。王效禹同時派人混入院內，胡寫亂畫，打砸器物，偽造現場，栽贓陷害要票的群眾。5月7日凌晨4時，王效禹派出宣傳車，宣布進入省革委會大院要票群眾的行動，是“沖擊省革委的反革命事件”。同時調集數萬造反派，包圍并沖入大院強行驅趕要票的群眾，有近萬人遭毆打。他們勒令每個人口銜稻草，高舉雙手做投降狀，進行人身侮辱，并把300多人非法逮捕關押。
王效禹還企圖把要票的一派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公開予以取締。他擬出文稿，要求以濟南軍區與省革委會的名義，聯合發文宣布。軍區黨委認為這不符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關于對待和處理大型群眾組織的規定，拒絕簽署。同時，楊得志與袁升平迅速找到張春橋、姚文元，請他們對此事表明態度。張春橋既不點頭，又不搖頭，板著面孔?；^說：“再考慮考慮?！逼鋵?，就在王效禹用棍棒驅趕進入省革委會大院要票的群眾后，張春橋便緊握王效禹的手表示祝賀，姚文元跟著幫腔：“祝賀你們！祝賀你們打了一個大勝仗！我們永遠和你們戰斗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張春橋因四川會議放電影之事責令我和中辦秘書寫檢討
1972年3月，中央決定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和成都軍區的領導人員來京，在政治局直接領導下召開四川會議，解決四川在“揭發批判林陳反黨集團的斗爭”中的問題。會址確定在京西賓館，會務工作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和總政治部各派出一人承擔。中央辦公廳派出的是一位河南林縣籍姓許的年輕人（我稱他小許），總政治部確定派我參加。
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午夜2點，在總政大樓的辦公室里，當面向我交代了任務。他說，上班后你就去京西賓館報到，工作任務主要是作記錄、寫簡報。實際上，我和小許兩人除了作大會小會的會議記錄，每天寫一期會議簡報外，還要安排與會人員的食宿和文化娛樂活動，布置每次開會的會場，向有關方面轉達與會同志提出的其他問題。將近一個月的會議，每天連續進行，不過星期日。我倆白天參加會議，晚上寫簡報，8小時的睡眠時間有時都難以保證。
會議由四川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李大章和會議期間由廣州軍區調任成都軍區的政委劉興元擔任召集人。四川來京全體人員，在開會前和會議結束時，兩次到人民大會堂由周恩來率政治局全體成員集體接見；中間每天的會議，一般都有政治局部分成員輪流參加，少則二三人，多時四五人，到會次數較多的是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等；其間，周恩來臨時安排了一次范圍較大的接見活動——除參加四川會議的全體人員外，還有廣東、廣西、湖南三省區和廣州軍區的領導人。
3月15日晚飯后，小許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通知，說周恩來晚上10點以后要到京西賓館接見四川省和中南三省來京的同志，請會務組安排會場。我讓小許請示作不作會議記錄，因為那時中共中央召集的會議，均使用由中央辦公廳統一印制的記錄本，每本50頁，每一頁都編有序號，封面上印有該記錄本的使用會別、起止時間、編號、記錄人的姓名等，特別正規。如果要作記錄的話，我們去會議室時就必須把記錄本帶上。經中辦請示周恩來，不用作記錄。
晚上10點，我們請參加接見的領導同志，到京西賓館會議樓的第二會議室集合。中共中央領導人葉劍英、紀登奎、李德生、華國鋒等也陸續到達。等到午夜過后，周恩來才忙完別的事情趕到京西賓館。此時他還沒顧上吃晚飯，進入會議室同大家一一握手后，讓會議樓的服務員轉告廚師給他準備晚飯。飯送來后，周恩來坐在茶幾前邊吃邊說，寒暄一陣后，向大家宣布了一些人事安排。接著，周恩來比較詳細地談了“九一三”事件發生的過程。中間有人插話問：“為什么不把飛機打下來，叫他跑出去了？”周恩來說：“林彪是副統帥，我們手里沒有現在的這些材料，打下來怎么交代？”他用手指朝著會場四周的人來回點著問：“你們哪一個人當時敢下這個決心？”之后，周恩來接著回顧了中共歷史上的歷次路線斗爭。越談興致越濃，從凌晨1點一口氣談到4點半，談了3個半小時。
我從周恩來開始寒暄的語氣看，感覺他可能要談一些重要問題，所以順手從會議桌里取出一些32開大小的便箋紙，私下里記錄了他這次談話的要點，至今保存完好。
那么，張春橋在四川會議上，為什么會為放電影的事情責令我和小許寫檢討呢？
3月24日，四川會議的議程進行完畢，會上通過《關于繼續深入開展反對林陳反黨集團斗爭問題的請示報告》后，有幾位同志向我和小許提出看電影的要求。我們請他們提個影片名稱，大家提了《喬老爺上轎》等七八部。小許問我選哪一部，我說按官職大小選，誰官大按誰的意見定。于是就按劉興元的意見，確定放映《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這部影片我和小許都沒有看過，連聽都沒有聽說過，但可以肯定是一部“封存片”，得寫報告經一位政治局委員批準，才能到國家電影局取片子。
我和小許都覺得李先念“好說話”。于是，我倆給李先念寫了借用影片的報告，他立即批示“同意”。當天下午，從東郊地下倉庫里將影片借回。
吃過晚飯天黑后，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剛開始放映電影，中央辦公廳來電話通知說，周恩來和政治局同志要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四川會議人員。四川的同志雖全部撤走了，但電影不能停映，因為場內還有五名觀眾，其中一人是浙江省革委會負責人、當地部隊軍事首長熊某。
熊某與另一位浙江省革委會負責人、當地部隊政治首長南某，幾天前來到北京，準備參加政治局召開的浙江會議，也住在京西賓館。中央辦公廳委托四川會議會務組代為照料他們。我和小許覺得南、熊晚上沒有事干，可以看看電影。小許通知他倆后，南是浙江省的第一把手，在浙江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沒有心思看電影，只有熊前往觀看。
第二天一早，中央辦公廳通知小許，張春橋和姚文元上午9點要到京西賓館接見南、熊，讓做好準備。8點30分以前，我倆到會議樓布置好會場，然后下樓在禮堂后院等待他倆的到來。不一會兒，張、姚共乘一輛紅旗牌轎車來了。我倆將他們引入會議室后，張春橋看到我們帶著會議記錄本，便說：“不作記錄，你們回去吧?！?/span>
我們回到主樓11層住處后，以為上午可以輕松一下了。小許守電話，我下到一樓小賣部購物。東西還沒有買上，小許便拿著記錄本急匆匆地往會議樓趕，一面緊走一面朝我喊：“老劉，叫呢！”我說：“你先去，我趕緊回去拿記錄本，戴帽子，隨后就到?！蔽疑蠘侨×藮|西，趕到會議樓，按下電梯按鈕等待上樓時，電梯從樓上下來，門一打開，小許從里面出來了，讓我回去。我從他的臉色看，估計是出什么事了。到11樓后，小許才說：“他們追問昨晚的電影是誰讓放的，質問放這種‘封、資、修’的電影，與‘兩條路線斗爭’有什么關系，對解決四川問題有什么幫助，你們知不知道這是部香港出的電影，是禁止看的！這個問題很嚴重，你們要寫出深刻檢討！”
小許出了會議室，從在走廊里休息的秘書和警衛人員口中，才知道是熊某告訴張、姚二人的。原來，我和小許從會議室里退出后，張春橋在談正事之前，問南、熊這幾天都干什么事了。熊說：“昨晚看了場《王熙鳳大鬧寧國府》的電影，亂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兒嘛！”
最后，由我倆簽字送上去一份檢討書，大意是：由于我們學習不夠，路線斗爭覺悟不高，又缺乏文藝方面的常識，不知道電影《王熙鳳大鬧寧國府》是哪里拍的，演的是什么內容，更沒有與路線斗爭和解決四川問題聯系起來考慮，只是覺得四川來京同志緊張地開了近一個月的會，很辛苦，精神上應放松一下。我們聽說有這樣一部逗樂的影片，就自作主張盲目地借來放了。四川的同志基本上沒有看成，剛看了個頭就去人民大會堂了。我們誠懇地接受首長的批評，認真吸取教訓，保證今后不再犯這樣的錯誤。
午飯前，張、姚還沒有離開京西賓館，小許把檢討書送給他們的秘書。后來小許告訴我，他聽釣魚臺的某秘書講，我們的檢討書，張、姚看過后，轉送給了江青。
張春橋在江西會議期間逢迎江青，反復折騰換會場
1972年3月下旬，四川會議結束后，政治局接著召開了江西會議和浙江會議。我和小許負責江西會議的會務工作。
江西會議主要是解決江西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程世清所犯的嚴重方向路線錯誤，“揭開江西兩條路線斗爭的蓋子”。會議開始指定的牽頭人是程世清，但他除了在我們每天寫的會議簡報上簽字外，其他行政方面的工作都由省委副書記白棟材具體負責；文字方面的工作由原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省委秘書長黃知真負責。會議進行到后期，中央調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來京接替程世清擔任會議主持人。
會議開始前，周恩來在政治局集體接見參會人員時指示，會議首先要安排一項議程，就是與會全體人員集體參觀毛家灣林彪住所。周恩來說：“程世清同志，明天你到毛家灣看看，林彪的住所是否像你《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文章宣傳的那樣，為了堅持艱苦樸素，用煤球爐子取暖……看看你們江西給林彪制造的水陸兩用汽車?！?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許事先進行了到參觀現場后的分工，我負責參觀隊伍的收尾工作，防止有人掉隊；小許專門跟隨程世清，觀察他在參觀中的情緒變化。整個參觀過程中，程世清的情緒十分低落，特別是看到院子里停放的水陸兩用吉普車時，表情很不自然，隨后就徑直走到停車處，一屁股坐進車內，靠在車座的后背上，仰頭閉眼，連續罵了幾聲。程世清的這些表現，我們不能寫在簡報里，因為簡報需要由他簽發，所以就用我和小許的名義，寫了一份《情況反映》的手抄件，呈送上去。
后來，又陸續有些事情需要用這種方式向上匯報，當我們第三次寫時，覺得應該編個號，以免忘記送的次數，于是就編了個“第三號”。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同志大概覺得我們這次反映的情況比較重要，就送給了毛澤東參閱。毛澤東看到這是“第三號”了，提出要看第一、第二號。因毛澤東索要前兩次《情況反映》，中央辦公廳通知了小許，說今后的《情況反映》，每次都要呈報毛主席，并發政治局成員，要改成鉛印。
我和小許開始手寫的《情況反映》，每次也就兩頁紙，內容單一，竟然引起毛澤東的關注，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對江西會議是很重視的。
然而，江青卻是另外一種態度。江青參加江西會議次數不是很多，但在解決江西路線問題這樣嚴肅的會議上，表現得很不嚴肅。張春橋則極盡逢迎巴結之能事。
有一天上午的會議，政治局成員中江青和張春橋出席。按慣例，我們仍將會場準備在第二會議室。江青和張春橋進入會議室，還沒有說開會的事，江青就提出：“這么大的會場，空蕩蕩的，換個小點的地方嘛?！?
張春橋馬上點頭哈腰地從第二會議室出去，親自找會議樓的工作人員帶領他選擇另外的會場。不一會兒，張春橋回來招呼大家換會場。他選定的是第二會議室往南，窗戶同樣朝東，沒有沙發，只有會議桌和椅子的一間小會議室。
大家搬過去就位后，開始發言。江青說房子里有風，張春橋馬上站起來，跑到窗戶前查看何處漏風。他沒有發現漏風的地方，說可能是窗戶的朝向問題，便讓會議樓的工作人員再次領他去找窗戶朝南的房子。張春橋找好后，返回來帶領大家再次換會場。
轉移到第三個會場后不久，江青說她還沒有吃早飯。張春橋便出去讓服務員找廚師為江青備餐。不一會兒，服務員將飯送來，江青不肯在會議桌上當著大家的面吃，張春橋就陪她出去另找吃飯的房間。江青吃完飯后，不想返回大家等候她的這間會議室了，張春橋又招呼人們換到江青吃過飯的地方。人們跟著張春橋過去一看，還是江青認為“有風”的那間會議室。就這樣，會議室的數次搬遷，加上江青吃飯，折騰了約兩個小時，上午的會基本上沒有開成。當時，我不由自主地在腦海里出現張春橋在別的場合飛揚跋扈的情景，與他當天對江青阿諛奉承的奴才相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張春橋在江西會議的簡報上給江青寫開脫“證明”
江西會議正式開始后，程世清首先作檢查發言，大家聽了很不滿意。他連最起碼的一些事實都沒有交代清楚。比如，程世清陪林彪從九江上廬山，是否與林彪坐在一輛車內？周宇馳1971年8月駕直升機去汕頭找林立果，路經南昌時與程世清是否接觸過？
那天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參加了會議，他們詢問這些情況時，程世清總是以“記不清了”搪塞。比如，他說“接林彪上廬山，我是坐的我的車呢，還是坐的林彪的車，實在記不得了，你們可以問問我的司機，他應該記得”，“周宇馳到南昌的事，我怎么就沒印象呢”。
我們作記錄的人員看到這種場面，也感到著急。李先念事先曾跟我和小許說：“你們對會議的開法，有什么看法和建議，可以提出來?！庇谑?，我把“九一三”事件以后參加總政工作組，進駐空軍三十四師期間，副師長王煥今向我們詳細交代的他陪同周宇馳（王是帶周宇馳學直升機的教練），駕駛云雀直升機在南昌會見程世清的情況，寫了一張紙條遞給李德生。
李德生宣讀了王煥今交代的情況后，程世清當即交代了他那次會見周宇馳的經過。在當天晚上舉行的沒有政治局成員參加的小組會上，程世清一口氣把他與林彪及其黨羽的來往情況，比較詳細地講了出來。
第二天，在有好幾位政治局成員參加的會上，程世清作了進一步的交代檢討，我們在簡報中作了反映。當天午夜，江青卻在這期簡報的傳閱草稿上批了“造謠”二字。工作人員都很緊張，折騰了半夜又半天，才使風波平息下來。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按照當時中央對會議簡報出臺流程的規定，我們草擬的簡報初稿，會議召集人簽署后，先呈送中央辦公廳，初審通過后排印出清樣稿，再送當天出席會議的每位政治局委員過目，無異議后才能定稿印刷發出。江青參加了當天的會議，所以這期簡報清樣稿得送她過目。午夜時分，她審閱時，在一句話的下面畫了一道橫杠，打箭頭到一旁，惡狠狠地批了“造謠”兩個大字。
傳送稿子的工作人員不敢怠慢，馬上報告了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東興星夜趕到京西賓館，詢問了一些情況后，安慰我和小許說：“江青同志不是說你們寫簡報的同志造謠，是說程世清造謠。上班以后，你們找春橋同志問問，在廬山的那天會上，這句話江青同志到底是怎么說的，春橋同志那天參加了華東組會議?！?
程世清在檢討到關于他在廬山會議華東組會上，表態同意華北組第六號簡報的意見，擁護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時說：“那天，江青同志在華東組會上，本來就明確指出，憲法上如果寫上設國家主席，有人就會伸手，但是我還執迷不悟……”江青否認她說過“有人就會伸手”的話，指責是程世清“造謠”。汪東興讓我們找張春橋，核實的就是這句話。
上午上班后，張春橋在京西賓館參加浙江會議。小許因害怕張春橋，就讓我去問他。我將簡報清樣稿中江青批有“造謠”字樣的那一頁紙翻到上面，進到第二會議室，繞到張春橋坐的沙發背后，一面把簡報放在他面前的茶幾上，一面湊近他的耳朵說：“東興同志請你回憶一下這句話的情況?！?
張春橋沒有回頭看一眼找他的是誰，便拿起簡報稿子看了一會兒，又翻了翻前后頁，拿起筆在簡報前頁紙的空白背面，寫了兩行字，大意是：江青同志那天沒有說過“有人就會伸手”的話，她是說如果設國家主席，就會有人覬覦。
張春橋否定了江青說過“有人就會伸手”的話，起到為江青開脫的作用。但是，我覺得從張春橋寫的全文看，并不能說明程世清是憑空捏造，即“造謠”。因為“覬覦”一詞有希望得到（不應該得到的東西）的意思。在簡報上怎么處理這一情況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我想出一個辦法，小許也表示了同意。我把程世清的原話保留不動，在江青打了橫杠的字后面加一個括號，里面寫上“春橋同志注：”，在冒號后面，原封不動地引入張春橋寫的那段話。這樣等于是讓張春橋在此給江青寫了一個“證明”，即江青那天說的話，不是“有人就會伸手”。簡報稿作了這樣的處理后，即報送給汪東興，之后沒有人為此事再找我們。
張春橋在軍委辦公會議上突然夾起皮包要退席
張春橋成為中央軍委領導機構的成員，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當時，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并確定張春橋為辦公會議成員。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一份文件。文件中稱：“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軍委辦公會議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同志主持，并由葉劍英、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十同志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
軍委辦公會議成立后，辦公地址設在景山西邊的三座門。1973年3月，我隨總政治部赴昆明軍區工作組組長、總政干部部部長魏伯亭，到三座門會議樓一層會議室匯報工作。魏伯亭帶著打印的《匯報提綱》準備匯報時，張春橋忽然從沙發上跳起來，夾起皮包，用食指指著魏伯亭手里的《匯報提綱》，怒氣沖沖地大聲吼道：“你是不是要念稿子呀？你要是念稿子，我馬上就走！”
張春橋的拙劣表演，使與會者都目瞪口呆。片刻之后，葉劍英出面圓場說：“魏伯亭同志，你就抓住主要問題說吧，一些具體數字我們看材料好了?！?
魏伯亭是從全軍優秀的軍政治委員中選拔到總政工作的。他政治工作經驗豐富，思路清晰，經過各級政治主官崗位的鍛煉，口才不錯，下部隊檢查工作的情況，不用稿子也可以講清楚。但是，他這次帶工作組去昆明軍區，周恩來和李先念交給他一個任務，就是要順便調查一下貴州的“抓革命促生產”情況（貴州省在昆明軍區管轄范圍內），重點是了解貴陽鋼鐵廠的生產恢復情況。
總政工作組從昆明轉到貴陽后，除了對貴州省軍區系統的“批林整風”運動進展情況進行調研外，魏伯亭還帶一部分人在貴陽調查，并派出一個小組到遵義地區調查了解“支左”部隊在地方“抓革命促生產”的情況。這對工作組來說，是一個新的領域，搜集的很多資料，特別是一些具體數據，憑腦子很難記清楚，所以我們為其整理了一份材料。
葉劍英指示后，魏伯亭把《匯報提綱》丟在一旁，開始匯報。坐在后排的我一面聽著匯報，一面看著《匯報提綱》，發現他匯報的內容與原來準備的材料基本上一致。匯報中間，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插話詢問一些情況，張春橋則一言不發。這大概是他對“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不感興趣，加上會議開始時的火氣尚未消除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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