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父親周伯萍

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6期  作者：周軒進  點擊次數：

      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后訪問的第一個非洲國家，就是坦桑尼亞?！拔母铩睍r期，父親作為中國駐坦桑尼亞臨時代辦和使館黨委書記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四年。習近平在中國當年援坦犧牲烈士公墓前，向在坦犧牲的第一個烈士張敏才墓深深鞠躬的鏡頭，引起了我們全家的回憶。父親和吳階平延續了40多年的友誼，就始于對張敏才的搶救。
      母親說，1967年的一天，張敏才作為坦贊鐵路線路勘察隊的一名技術人員，勘察途中在一棵大樹下休息吃飯時，飯香熏擾了樹上的野蜂。成群的非洲野蜂向勘察隊襲來。在奔跑時，張敏才不慎被茅草絆倒，幾乎所有的野蜂都撲向了他。
       為了搶救張敏才，父親立即向國內發出求援電報，請求立刻派專家趕過來搶救。國內很快回電，大意是說：國內現有一專家，曾多次出國為外國首腦治病。但由于在（“文革”）運動中還沒有完全“解脫”，辦出國手續可能要些時日，并就此“征求使館的意見”。
       父親過去在糧食部工作，特別是在1959年到1962年的糧食困難時期，經常單獨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對總理的言談和行文風格十分熟悉。他立刻猜測出，這封電報出自周總理之手，并領悟到，周總理這不僅是要搶救張敏才，而且是要借此把吳階平從“文革”的困擾中迅速“解脫”出來。他立即回復了一份語氣十分強硬的電報，說搶救張的工作已引起坦方領導乃至總統的高度重視，已關系到兩國外交大局。國內應克服一切繁文縟節，派吳教授乘接報后的第一趟航班飛坦。
      當時國內到處造反，黨政機構多已癱瘓?？偫黼m然還能行使權力，但已處處受到造反派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掣肘。坦贊鐵路是毛主席親自批準的項目，中國駐坦使館是僅存的幾個還能正常開展工作的使館。而且當時“內事服從外事”的共識尚存，因此，使館的意見分量還是很重的。有了駐坦使館的意見，周總理迅速排除了一切可能的干擾，以最快的速度把吳階平派到了坦桑尼亞。

■搶救失敗，父親對吳階平進行了又一次幫助■

      非洲野蜂毒性極大，不要說被一群蜂蜇得遍體鱗傷，就是一只蜂也能把人蜇死。盡管吳階平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但張敏才中毒太深，最終搶救無效死亡，成為中國援坦犧牲的第一個烈士。按照總理“青山處處埋忠骨”的指示，他被安葬于坦桑尼亞。
       父親如果只是簡單地向國內報告搶救無效，吳階平很可能回國后陷入更大的困境。他沒有這樣做，而是起草了給國內的報告，特別強調了吳階平不僅醫術高超，而且在搶救時，“充滿了無產階級感情，冒著自己中毒的危險，親自口對口呼吸進行搶救。只是因為來晚了，且中毒太深，才未能挽救張的生命”。不僅如此，他還要求國內讓吳階平多留些時日，進行中坦醫療衛生合作學術交流。
       當時，中國援坦醫療隊不怕艱苦，深入基層為坦桑尼亞老百姓治病，獲得了良好的聲譽。尼雷爾總統有意擴大中國醫療隊的合作規模。但在坦桑尼亞衛生部，從部長到專家顧問，多為英國醫生或從英國留學歸來人員，他們對中國醫生的醫療和學術水平有些懷疑，不愿把原由英國醫生掌管的各地醫療站的處方權交給中國醫療隊，也對尼雷爾擴大中國醫療隊規模的意見有些抵制。
       吳階平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在美國學成后歸國的專家之一。在父親安排下，他用熟練的英語，精確的醫學術語，以及對中國對國際醫療衛生現狀的全面了解，向包括坦方衛生部長和許多英國醫生顧問在內的坦桑尼亞學術界作報告，折服了包括英國醫生在內的所有聽眾。他們想不到中國竟然有如此高水平的醫療專家。尼雷爾總統趁機下令將地方醫療站的處方權全部交給中國醫生并向中國請求加派醫療隊。
       中國醫療隊的大規模派入，極大地促進了中坦友誼，記得當時有音樂家還專門創作了膾炙人口的《中國醫療隊之歌》。
        吳階平不是作為一個搶救傷者失敗的醫生回國，而是作為一個醫術精湛、充滿無產階級感情、在促進中坦友誼和外交上為國立了大功的功臣載譽歸國。因此，他一回國，不僅立即恢復了北京第二醫學院院長的職務，而且還被周總理任命為中央醫療保健組組長，擔起了保障中央領導健康的重任。從此以后，吳階平和父親成了莫逆之交。

■化解新中國歷史上一次嚴重的糧食危機■

      不知從何時開始的，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困難時期所謂的“大饑荒”問題興致越來越高。對于其間“非正常死亡人數”或俗稱的“餓死人數”的推測也越來越多，且各數據間差距巨大，可達數千萬之巨。一些學術作風較嚴謹的學者都能看出，這樣大的差距，遠遠超出了學術研究誤差的允許范圍。于是，他們開始紛紛把目光轉向了真正掌握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全國數據的父親。
      父親在那個時期作為糧食部的黨組成員，身兼政策研究室、計劃統計司、采購司等多個司局長職務。其重要原因是總理特別看重他誠實可靠、了解實情、敢講真話、從不弄虛作假的品質，看重他高超的算盤計算和超強的記憶能力。為了提高工作效率，總理經常把他直接叫到中南海單獨詢問和研究問題，實際上把他當成了自己在糧食工作上的一個大秘書。當糧食部有人提出異議，說他不分管這方面工作時，總理就讓部黨組書記陳國棟給他加一個新的司局長頭銜，繼續進行工作。父親從糧食部建部起到“文革”前夕被調到外交部期間，先后兼任過七八個司局的司局長，有時同時兼任幾個司局長，始終擁有一張自由進出中南海的通行證。這是其他副部長都沒有的，足見總理對他的器重。母親悄悄說，這也因此引起一些副部長的嫉妒。
      當時，糧食部最重要的司局就是政策研究室和計劃統計司，一個出政策，一個管實施，都由父親兼管。計劃統計司負責統計調配各地需糧和缺糧數，負責往各地調配糧食的工作。這在當時，是人命關天的大事。
      當時有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統計各地的“缺糧人口”。這是計劃調撥糧食的依據。各省、市、自治區的數據都歸口到糧食局長（有些省、市、自治區有統計局長協助），直接匯報給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因此，掌握全省、市、自治區數據的，各省、市、自治區都只有兩三個人。各省、市、自治區的數據又全部歸口到父親處（有時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也參與），由他直接向陳國棟和周總理匯報，其他副部長不得過問。當時統計的“全國缺糧人口”，總體上是比較可靠的。因為少報則意味著少得糧食，餓死自己更多的人；多報就意味著用欺騙手段，從別人口里奪食，置別人于死地，一經查出，后果很嚴重。
       1961年初，父親在匯總完“全國缺糧人口”的統計表后，意外地發現：隨著糧食供應日趨緊張，缺糧人口本應越來越多，卻出現了反常的數量減少。缺糧人口減少的數字還很大。經反復核算后，他直接將這一重要情況反映給了總理。經總理提示，他很快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缺糧人口的減少，表明出現了大量“非正常減少人口”，意味著餓死了不少人！又經反復核對統計材料，確信無誤后，他連夜向陳國棟匯報，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總理正式匯報。會后，總理又單獨把他留了下來，再次指示他根據相關原則，重新計算。對于最后計算出的數字，總理指示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絕不允許再向任何人透露?！?br />        隨后，由總理單獨去向毛主席匯報，以求解決問題。毛主席很快批準了總理關于分批大量進口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小麥粉，以及適量出口國際價格較高的大米的意見，具體數量由總理定。父親根據總理的指示，和鐵道部長一起，守在港口，根據各地缺糧情況的輕重緩急，將幾十億斤救命的進口糧一批又一批地發往災區。新中國歷史上一次嚴重的糧食危機，終于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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