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共合作的實現和革命形勢的發展，黨面臨許多新的情況。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1925年1月，黨的四大在上海召開。這次大會總結了國共合作一年多的經驗，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問題。
■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黨決定召開四大■
中共三大和國民黨一大的召開，使得大批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加入國民黨。國民黨也實現了改組，由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改變為各個革命階級的聯盟。隨著國共合作的實現，中國革命形勢發展很快。
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后，在全國各地積極創立和發展國民黨組織。此前，國民黨名義上是一個全國性的政黨，但其組織只在廣東、上海、四川、山東等少數地區和海外存在，工作也僅在上層，缺乏下層群眾基礎。雖然也有進步分子想改變這種局面，但他們對下層群眾不熟悉，而這方面恰恰是共產黨人的長處。共產黨人在軍閥統治的地區，進行艱苦的宣傳組織工作，建立國民黨組織。
這一時期，許多國民黨省、市黨部的負責人都是共產黨員。如北京執行部的李大釗，湖北省黨部的董必武，湖南省黨部的何叔衡、夏曦等。周恩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當時，國民黨不但思想上依靠我們，復活和發展它的三民主義，而且組織上也依靠我們，在各省普遍建立黨部，發展組織?！薄笆俏覀凕h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國民黨中，是我們黨使國民黨與工農發生關系。國民黨左派在各地的國民黨組織中都占優勢。國民黨組織得到最大發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優勢的地方，也是共產黨員最多的地方?！?/span>
圖為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議決案及宣言
國共合作后，孫中山決定著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裝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和蘇聯的幫助下，他決定創辦一所培養革命軍官的學校，命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孫中山任軍?？偫?，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并聘請蘇聯將領加倫等為顧問。軍校于1924年2月開始招生，同年5月正式成立。因為校址設在廣州附近的黃埔長洲島上，故稱“黃埔軍?！?。
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中國共產黨給予了全力支持，不但派遣周恩來等一批優秀黨員到軍校任職，而且還從全國各地選送了大批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軍校學習。黃埔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五六十人，占這一屆學生的十分之一，其中有徐向前、陳賡、蔣先云、左權、許繼慎等，他們后來都成為了人民軍隊的重要將領。
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潮由南向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全國傳播。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并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上海、浙江、廣東、湖南、湖北等地也相繼組織了國民會議，各地民眾團體紛紛通電擁護，形成了廣泛的國民會議運動。
中共三大之后，一度沉寂的工人運動也得以復蘇和發展。1924年7月，在外國人集中居住的廣州沙面租界，數千名中國工人舉行罷工，抗議英法租界當局限制中國工人自由進入沙面租界，連華人警察也參與了罷崗。斗爭堅持了一個月，終于取得了勝利。這次罷工成為新一輪工人運動的起點。農民運動也有了很大發展。早在1922年，彭湃就在他的家鄉海豐組織農會，發動農民進行減租減息。這時，廣東各縣的農民紛紛建立農民協會，開展反對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的斗爭。經共產黨人提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于1924年7月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講習所先后由共產黨員彭湃、阮嘯仙、毛澤東主持，為農民運動培養了一批骨干力量。
就這樣，國共合作實現后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新氣象。
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也逐漸暴露出來。國民黨右派分子開始了他們的反共分裂活動，反對和破壞剛剛形成的國共合作局面。
國民黨一大召開前的1923年11月，鄧澤如等11人秘密上書孫中山，污蔑鮑羅廷和共產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是“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使我黨隱為彼共產所指揮，成則共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受其禍”。只是由于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決心已定，堅決駁斥了鄧澤如等人的謬論，才使改組工作沒有停頓下來。
國民黨右派并沒有就此罷休。1924年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三人，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借口共產黨在國民黨內設有黨團，主張國民黨內“絕對不宜黨中有黨”，也就是要同共產黨人分手。針對國民黨右派的言行，陳獨秀、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相繼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破壞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言行。
8月15日至23日，國民黨第一屆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廣州舉行。會上，張繼等人再提“彈劾”共產黨、反對國共合作的陳詞濫調，遭到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有力駁斥。會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關于容納共產分子之訓令》，明確指出：“黨內當不致因有共產派而發生問題。蓋中國共產黨在本黨之外，其黨員之加入本黨者，本黨以本黨黨員待遇之，未嘗有所歧視。謂本黨因有共產黨員之加入，而本黨主義遂以變更者，匡謬極戾，無待于辯。所謂本黨因有共產黨員之加入，而本黨團體將分裂者，亦有類于杞憂……”
由于孫中山在國民黨內享有崇高威望，而他又堅決主張國共合作，這次會議后，國民黨右派的反共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斂。為了應對復雜的形勢，解決革命中面臨的許多新問題，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共產黨決定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由于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大會開得非常平靜■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致函所屬組織，因“第四次全國大會開會為期不遠”，要求各區、各地委員會、各獨立組對于中共三大以來的各種政策，工農、青年、國民黨各種實際運動，以及黨內教育、組織上的各種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并在小組會議上提出討論，將結果報告中央。個人有特別意見者，也要求寫成意見書，由黨的委員會或組長匯寄中央局。
同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召開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其中說道，黨的四大定于11月開會，應出代表之地方及俄、法兩特別組應召集同志開大會，推選代表于11月14日前到滬，開會地點在上海。會議擬從11月15日開始，會議人數由廣州、上海、南京、濟南、北京、唐山、天津、武漢、長沙、安源、蘇俄特別組、法國特別組、少年中國學會、特別邀請各出一人共14人，代表全國994名黨員參會。
當時擬定的會議日程有：一、世界政治經濟報告；二、中國政治經濟報告；三、中共中央局的報告；四、對中央局報告的討論；五、共產黨與民族運動；六、中國勞動運動與民族運動；七、黨的發展計劃；八、黨的章程修改案；九、黨的組織與教育；十、選舉。
由于共產國際代表到12月才能到達，中共中央決定將大會改在12月20日后進行。
12月初，中共中央指定專人組成大會文件起草委員會，成員有陳獨秀、彭述之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起草委員會上，各委員對民族革命性質問題、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問題、青年運動問題等，都有不同意見。其中，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問題，是黨的領導人特別注意和集中討論的問題。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召開。大會會址是在上海東寶興路的“廣吉里”。這里屬于華界，又靠近租界，華界和租界的警探都不甚注意。這是一棟石庫門里弄的小樓，樓下是客堂，二樓的房間布置成教室，有課桌、黑板。大會就在“教室”里舉行。樓梯口裝有拉鈴，如有警探進來，就以此通知樓上，以便代表們收起文件而拿起英語課本，借口私人辦的英語學校為掩護。三樓的房間作為外地代表的臨時宿舍。
瞿秋白
四大代表現在可以確認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張太雷、周恩來、陳潭秋、朱錦棠、彭述之、李立三、李啟漢、李維漢、羅章龍、高君宇、王荷波、項英、楊殷、何今亮（即汪壽華），旁聽或列席的有張申府、劉清揚、沈玄廬、黃平等。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大會。大會之前，他因勞累患病，經中共中央同意，回到湖南療養。
大會由陳獨秀主持，秘書長是彭述之，記錄為鄭超麟、張伯簡。
陳獨秀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工作報告。代表們同意中央執行委員會對中國政局的分析，對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本黨在國民黨及國民運動中的活動，使本黨日漸與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領導中國國民運動之趨勢”，基本表示滿意，同時對中央組織工作上的失誤及執行中央決議的遲延，提出了批評與建議。
共產國際原駐中國代表馬林已于1924年8月調離中國，參加四大的共產國際代表是維經斯基。維經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會議，并作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報告，大會還通過了這個報告的議決案。
中共四大召開的時候，俄共（布）內部已經發生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間的爭論。這場爭論既有兩人在世界革命等許多理論問題上的分歧，也有權力斗爭的因素。此時，斗爭的結果已初見端倪，斯大林鞏固了在蘇聯黨和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托洛茨基成了少數派。維經斯基在大會上提出，會議應作出一個反對托洛茨基的議決案。其他的議決案，都是事先起草好，油印發給代表的，唯有這份議決案是臨時提出的。參加會議的代表雖然知道俄共（布）黨內發生了爭論，但多數人對爭論的內容不甚了解。會上有人將議決案朗讀了一遍，議決案很簡短：“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看著歐美反動潮流，對于世界無產階級非常危險，認為托洛茨基最近言論上的態度，反對俄國共產黨之布爾塞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及第三國際的領袖，實際上可以受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之仇敵所利用?！薄爸袊伯a黨大會對于俄國共產黨領袖所解釋之托洛茨基主義亦為投機主義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錯誤而完全承受列寧主義，以后不再繼續其1917年以前與布爾塞維克主義相異之理論的宣傳，對于列寧主義為修正之嘗試?！薄爸袊伯a黨大會恭賀共產國際及列寧派之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span>
議決案宣讀后，隔了好久沒有人說話，最后彭述之站起來說了一番話，會議才一致通過了這個議決案。
會上，出席1924年六七月間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彭述之，作了關于共產國際五大情況的報告和議決精神的報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何今亮在大會上講了話。周恩來主要講廣東的軍事情況，各區、各地方委員會的代表向大會報告了本地區的工作情況。
在會議進行時，旁聽的張申府幾次起立發言，談及國共合作問題，反對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因為這個問題已在三大上解決，因此沒有討論的必要。不過，瞿秋白還是從座位上站起來回答了張申府。瞿秋白除講述國共必須合作的一般理論外，還舉例說：“譬如我們要刻一個圖章，內有共產黨或其他事項，在上海就不能拿到刻字店去刻，在廣州就不成問題。由此可見這個政策有利于我們?！?/span>
大會集中討論了黨如何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在組織工作、群眾工作上如何準備等問題。會議對這些問題沒有爭論，順利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對于職工運動之議決案》《對于農民運動之議決案》等文件。
這是一次相對平靜的會議。擔任記錄的鄭超麟回憶說：“國際代表伍庭康（維經斯基）來了一次，瞿秋白翻譯他的演說。政治議決案及其他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后，由秋白譯成中文的。在理論問題上和政治問題上，大會簡單接受國際的訓令，中央委員會沒有不同意見。各地代表也沒有不同意見。開會經過如此平靜，好像舉行一種典禮，一種儀式，以至我這個記錄員，記錄了全大會十分之八九的發言，也沒有保留深刻的印象?！?/span>
雖然黨代會是非常嚴肅的會議，但這次會議的氣氛是相對輕松的。張太雷就不斷地同其他代表開玩笑，并給不少外地代表取了綽號。在這次大會上，湖南代表李維漢引人注目。會議雖然沒有大的爭論，但小的事務性的爭論還是有的。每遇爭論時，李維漢先不說話，到最后才斬釘截鐵地說幾句。他的話有決定問題的意義。張太雷就稱他為“實力派”，可李維漢卻很厭惡這個綽號。李維漢說：“我們天天喊無產階級化，像瞿秋白這樣的怎么能夠‘無產階級化’呢？”因為瞿秋白穿著很筆挺的西裝。
大會最后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中關于中央委員會組成的決定，選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等9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選舉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棠為候補委員。接著，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決定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5人組成中央局，并確定了中央領導機構的具體分工：
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陳獨秀；中央宣傳部主任：彭述之；中央農工部主任：張國燾。同時，決定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并負責編輯《向導》，向警予負責婦女部，羅章龍、王荷波任鐵路總工會負責人，張太雷任社會主義青年團負責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分別被派到各地的有：李大釗駐北京，譚平山駐廣東，李維漢駐長沙，項英駐漢口，鄧培駐唐山，朱錦棠駐安源。
中共四大紀念館
■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強調要警惕“左”、右兩種傾向■
1923年中共三大，進一步明確了現階段黨的中心工作是聯合各革命階級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運動，制定了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策略，決定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同時保持自己組織上的獨立性。但在中共三大上，有不少人認為，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屬于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只能站在資產階級的從屬地位?？梢?，在黨的四大以前，黨對于怎樣去實現民主革命綱領，如何去貫徹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并沒有給予理論上的正確回答。
促使中共四大明確提出領導權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共產國際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了比較正確的指示。1923年5月，也就是中共三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在《對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強調指出，“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于工人階級的政黨”，“鞏固共產黨，使其成為群眾性的政黨，在工會中聚集工人階級的力量，這就是共產黨人的首要任務”。此外，共產國際還要求中國共產黨注意農民問題，認為這是“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應當力求實現工農聯盟”。
那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之間還沒有電訊聯系，中蘇相隔遙遠，發出這份指示離三大召開只有20天的時間，所以大會召開時未能收到這份指示，故三大會議上沒有明確提出領導權問題。1924年上半年，共產國際東方部和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一起開會討論中國革命問題時，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國民革命應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思想。不久，旅莫支部負責人彭述之等一批留蘇學生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維經斯基又參加了四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使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四大會議上得到充分貫徹。
對于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四大通過的《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中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指導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如此無產階級在參加民族運動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階級性與世界性?！薄安坏谕品鈬蹏髁x的爭斗中，須依靠無產階級及農民等一切勞動群眾之努力，即此等爭斗得著勝利，亦須無產階級及農民等一切勞動群眾有他們強固的階級組織及其政黨，才能夠保障革命的勝利，并抵抗新的反動勢力，進行自己階級的革命?！?/span>
四大對中國社會各主要階級的政治態度作了分析，認為買辦資產階級完全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他們和剝削農民的地主階級還沒有利害的沖突，且有聯合壓迫農工平民民族運動之傾向，他們（買辦階級及地主階級）都是中國資產階級之反革命派”。小商人和手工業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識階級，都希望有一個民族民主的革命；游民無產階級多出于破產的農民及手工業者，如果能在無產階級指導之下，在民族革命運動中，也有相當的作用；占中國全部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天然是工人階級之同盟者”?！耙虼酥袊拿褡甯锩\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span>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領導權，議決案中強調：“若要民族革命運動得到較徹底的勝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站在領導地位，同時這領導階級也要能夠抓住被壓迫的各社會階級的力量，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內軍閥及地主買辦階級）——作戰，才免得處在孤立地位，這是一個重要問題?！?/span>
四大還專門討論了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大會通過的《對于農民運動之議決案》指出：“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東方的民族革命運動中，占一個重要的地位?！薄敖洕浜蟮闹袊?，農業經濟基礎，雖經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長期的侵略而崩潰□后，然而農民階級至今還是社會的重要成分，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農民問題在中國尤其在民族革命時代的中國，是特別的重要。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要領導中國革命至于成功，必須盡可能地系統地鼓動并組織各地農民逐漸從事經濟的和政治的爭斗。沒有這種努力，我們希望中國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span>
四大還總結了國共合作一年多的經驗教訓，強調無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既要反對“左”的傾向，也要反對右的傾向?！白蟆钡膬A向表現為反對加入國民黨，甚至反對參加國民革命，以為這是和資產階級妥協。但右傾的錯誤比“左”傾的錯誤更危險，而且更普遍：一是以為既然以國民運動為中心工作，便應集全力于國民黨的工作，不必同時進行共產黨的工作；二是共產黨既然加入多階級的國民黨做國民運動，便只好采取勞資調協的政策，不便鼓動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三是以為“應該幫助整個的國民黨，不必助長左右派之分裂”。大會強調對于黨內出現的“右傾的危險，我們的同志應該時刻警戒在心”。共產黨應該做到：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民眾宣傳上擴大國民黨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既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和組織上發展，又加緊同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作斗爭。
自然，這次大會也有不足。例如，大會對民族資產階級缺乏正確的分析，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還沒有形成獨立的階級，還在“由買辦官僚的資產階級到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之過程中，所以還不能參加民族革命運動”。沒有對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作出正確的認識。這次大會雖然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但對領導權如何去取得，又如何同國民黨右派即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等復雜問題，并沒有作出具體的回答。政權問題和武裝斗爭問題，也沒有引起大會的足夠注意。這些缺點在隨后的革命過程中逐漸表現出來，并產生了嚴重后果。
黨的四大之后，以五卅運動為起點，全國范圍的大革命高潮到來了。廣大共產黨人投身于火熱的革命斗爭，領導了聲勢浩大的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與國民黨合作完成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工作，廣東、湖南的農民運動迅猛發展，并迎來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
- 上一篇：【黨的五大——危急關頭錯失時機】
- 下一篇：【黨的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綱領 】
